华霖资本不要用攻略锁死旅行，未知才是Citywalk真正的魅力

“十一”长假华霖资本，生活在上海的白领高女士和家人一起去加拿大旅行。在班夫国家公园，他们一路自驾，看到了多处壮丽的山景，遇到了很多野生动物。但是聊起这次旅行，高女士却说，有一件事出乎她的意料。

出发前，高女士做了很多功课，搜集了充足的信息作为出行参考。到了当地，她很快发现，在真正壮美的自然和异乡陌生的地方氛围当中，顺路随意逛，要比精心准备的计划带来的乐趣更多。她在当地人喜欢使用的一个应用程序上看到了很多条推荐路线，这些路线基本上都跟最有名气的大众旅行玩法无关，多是在寻常的自然地点附近，用一条行走线路串联起一大堆并不知名的地点。

高女士的感悟与近年Citywalk火爆出圈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关。一些人认为，只有把一个地方最精致的地点串联起来，一个不漏地打卡，才是真正的Citywalk。这种做法也许符合都市旅游开发商业化的追求，但与更早在民间自发兴起的Citywalk在价值观上存在冲突。与新书《步行景观：作为审美实践的行走》的立场相符，那些率先发起Citywalk的人，信奉这种做法有独特的审美追求。它是一种发自本能的探索发现，没必要设计得那么严丝合缝，每一次的Citywalk都应该印证一些内心中对城市或乡野文化的认识，也完全可以在现场发现一些新的东西。

2013年，美国作家丽贝卡·索尔尼出版《浪游之歌：走路的历史》一书，从徒步征服山峰和去往圣地朝圣写起，关注“走路”这种身体行动的历史变化。这本书曾被很多Citywalk研究者列入参考书目。《步行景观》追溯的行走历史，则更多聚焦于人们行走的意图。作者弗朗切斯科·卡雷里是罗马第三大学建筑系教授，他创办了一个Citywalk团体“潜行者”，又在1995年创建“城市艺术实验室”，是一位资深的Citywalk策划人。卡雷里用这样的活动方式研究人文环境学、跨学科艺术，并探索公民与社区生活的建筑环境如何互动。

行走是人类早期的记录方式

卡雷里用布鲁斯·查特文在《歌之版图》一书中书写过的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，来讨论行走探索的心灵传统。他提到，在游牧生活诞生的几千年前，人们就知道如何称呼这些地点。对空间的感知与建构，始自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景观中的游荡。虽然一开始人们能够利用动物季节性的迁徙所留下的路径，来穿越植被，但可能从某个时期起，人们就开始开拓属于自己的路线，学习用地理参照系进行定位，越来越多地在景观上留下可辨识的稳定记号。

查特文笔下的“歌之版图”，里面每条路都有澳大利亚土著的歌咏式记录。行走、吟唱、记忆传播，形成一套丰富的文化系统，甚至具有了宗教性。今天，如果说典型的Citywalk，比如连接虹桥火车站、愚园路、武康大楼、田子坊、豫园和外滩的固定“一日游”路线，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某种“宗教仪式”，无数网友应该也会以点赞的方式表达认同。以孙大肆为代表的唱作歌手，在工作坊中教人们把Citywalk见闻写成歌，这些新创歌曲虽然不一定能广为传唱，但其创作过程所记录的城市文化记忆碎片，却有机会成为亲历者真正的收获。

约一万年前意大利北部的石刻地图出版社供图

卡雷里展示的一张可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地图，记录了一座旧石器时代村庄的日常生活路线系统。在意大利北部卡莫尼卡山谷，海拔400~1000米不等的区域，有大约13万幅石刻画，这张地图是其中的一幅，它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地图之一。在图上，古人刻下了一些象征性符号，点缀在线路连接起的众多房屋、台阶、围栏式建筑、有边界的田地和牲畜活动区域之间。

“行走虽然不是对空间的物理性构建，却暗示着地点及其意义的转化。”当时的人还没有太强的能力去改造自然，他们从实用性出发，把对空间的体验化为路线，为他们生活的家园赋予了生命力。

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竖石纪念碑，将这种承载人们共同记忆的空间体验固定了下来。几万年后华霖资本，这便成了今人眼中充满神秘气息的旅游点。

迷失使城市人拓展精神领域

读者“空空”认为，《步行景观》揭示了一条基本的道理：步行，去发现和迷失，秉持着游牧人群的精神，在乏味的地点和“非地点”去发现“真实场地”，并迷失其中，获得创造的可能。这种步行精神与泛滥的商品化Citywalk对“景象”的迷恋截然相反。

“空空”看到的是卡雷里梳理出的艺术家们百年来的行走实践历史。1921年4月14日，达达运动的参与者们相约在巴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门口见面，开创了游览乏味城市地点的先河。这无疑是一种审美上的公开反叛，因为人类到美好自然景观中去游览以获取愉悦，早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。

当时的先锋艺术家们，从19世纪末的巴黎开始寻找惊奇，尤其是波德莱尔，在他的诗中集中展现了游荡者可以在大都市中有多么丰富的体验。后人将“出走”的方式和意义进一步向前推进，比如《步行景观》中提到的安德烈·布勒东等四人的随机出行——他们对着地图随机选中了法国城镇布卢瓦，相约漫无目的地向那里走去，路上持续交谈。原计划十天，结果他们走得还挺快，缩短了行程；由于没有目的，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恼人的事情，甚至成员之间还发生了冲突。

虽然不太成功，但布勒东随后将这样的做法发展成了一种“影响力地图”，运用在行走中感受到的心态来制作地图，把人的感性冲动融入进去：喜欢的地方画成白色，把希望避开的地方画成黑色，灰色代表吸引和排斥的感觉交替出现的区域。

大约十年前，与之类似的“心灵地图”Citywalk也曾在上海出现过，在外国艺术家的引领下，参与者们在途经弄堂、公园、新建筑物、商业区域等地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联想，通过不同小组之间的交流碰撞，为整片城市区域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义。

卡雷里在《步行景观》中强调：“行走对建筑学而言十分有用，它既是一种认知与设计工具，也是一种在边缘混沌中认识地理的手段，它还能用来创造介入和调查公共都市空间的新方式，并让这些空间显露出来。”因此迷路是一种价值而不是谬误，“作为审美工具的行走拥有描述与更改都市空间的能力，这些空间往往存在仍然有待理解的特性，它们应该被意义填充，而不是被设计好的物体填充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先锋艺术组织“字母主义国际”“情境主义国际”将在城市中迷失视为一种有力的表达。居伊·德波在1957年制作的两张巴黎地图，将城市变成了岛屿，“炸成碎片”，岛屿之间留下道路，连接起碎片的是情感的方向。

从这些艺术家和后来的实践者们身上，卡雷里看到，步行是一种让城市变得更好的方式。他建议，现在的城市规划应该向游戏学习，应该向游牧时代的人们汲取经验，保持容纳自由生活的空间，而不是把对安全的关注视为头等大事。